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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能在三年内重建“汶川”?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20-01-18 浏览次数:

  
 

   震后仅一个月,国务院即出台《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全国近2/3的省份行动起来,对口支援重灾县市。

  
 

   “一省帮一重灾县,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这一科学决策是灾后重建中最大的创新。 承载着无数爱心的涓涓细流,汇聚成奔涌的江河大川,造就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汶川样本”。 山东—北川,广东—汶川,北京—什邡,上海—都江堰……来自东部和中部地区的19个省市与四川18个重灾县及陕甘重灾地区结成对子。

  
 

   “把北川当作山东的一个县来建”“都江堰就是上海的第20个区”“对口援建是检验东部各省综合实力和政治觉悟的窗口”——原来相距遥远的两地,从此手足相连。 四川省灾后重建规划协调小组成立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专家数以百计。 他们奔走于各个灾区,访谈、摸底、调查、评估,印送的各种研究报告和资料文件达5000多万字。 所有这些辛劳与智慧的付出,都是无偿的。 回首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华中科技大学耿红老师感慨不已:“那是中国最大的规划室,这个场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只有‘一五’期间有过。

  
 

   ”为了制定汶川映秀镇的重建规划,国内规划设计界的高手齐聚一堂。

  
 

   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等规划界精英团队共同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向全球“借脑”,多次征求中外专家意见。 其目标,不仅仅是要把映秀镇建设得精致美丽,更要使其成为“抗震建筑示范区”“防灾减灾示范工程”。

  
 

   为此,负责对口援建的广东投入超过12亿元。

  
 

   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国家动员,让寿光的蔬菜在北川抽出嫩芽,江苏的草莓在绵竹结出果实,汶川的教师在羊城深造,都江堰的保姆在上海找到工作。 温州精神、辽宁经验、东部先进的发展理念与管理模式,在重建中推广传递,生根开花。

  
 

   当基础设施援建告一段落,“对口援建”自动向“对口合作”演进:“青川经济社会发展”编入浙江省的“十二五”规划;广东每年异地培训上千名汶川籍农民工;绵竹江苏工业园、什邡北京产业园、川浙产业园……从单向的八方支援、输血造血,到双向的互利共赢、长期合作,新的思路、新的观念带来了新的起点、新的出发。

  
 

   对口援建,让“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找到了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支点,与灾区协力同心,谱写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篇章。 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们赞叹:大灾之后,由中央统一安排发达地区支援灾区的做法,世所罕见。

  
 

   “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是救灾速度和效率的保证”。

  
 

   不仅仅只有对口支援。 四川省分配到“特殊党费”援助资金亿元,都用在了灾区民生最直接、最紧迫的领域:47亿多元用于帮助灾区群众援建倒损住房等民生项目;近20亿元用于帮助灾区中小学校恢复重建;10亿多元用于帮助灾区重建和修复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及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接收站点等设施。 震后三年,中央财政在恢复重建的投入达到2200亿元,税费优惠、金融支持、用地保障、法制保障……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恢复重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廖宏斌认为,在汶川重建中,政府力量与市场手段实现了相互补充、彼此呼应;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全心全意服务于民生福祉;无私援助从个人自由上升为不可动摇的组织意志。 他说:“汶川重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汶川奇迹,是政府动员与市场力量的雄浑交响,是自力更生与八方支援的壮丽凯歌。 ”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激励灾区人民砥砺前行“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我们都是汶川人!”……多年之后回望汶川,这些曾经激荡灾区的强音,依然萦绕在国人心头。 灾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传递着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2008-2011年的三年时间,我们不仅重建了一个山河壮美的物质家园,更重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精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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